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沙县小吃第一村的文旅追梦路******

　　天仪再始，岁律更新。走进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俞邦村，村口的“沙县小吃第一村”几个大字熠熠生辉，村庄干净整洁，“寻根追味”小吃街美食飘香，络绎不绝的游客在这里品小吃、赏美景，感受这冬日里的暖意。

　　俞邦村位于沙县区夏茂镇北部，建村已有1200多年，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村。全村有600多人外出经营沙县小吃，占全村劳动人口的88%，有“沙县小吃第一村”的美誉。

　　俞邦村依托传统美食沙县小吃，不断深化文旅融合，做优“寻根追味”特色乡村游，打造富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走出一条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漫步在俞邦村，这里绿荫如盖、溪水绕村。村里一幢幢漂亮别致的农家小院错落有序，一条条平坦洁净的水泥路穿过村庄、一座座青砖黛瓦的民宿有序排列，一幅美丽乡村的图景徐徐铺开。

　　“这两年来，游客越来越多，村里不断改善村容村貌，通过实施俞邦客厅亮化工程，对主街住宅进行改造，院前花开四季，不断提升整个村庄的颜值。”俞邦村党支部书记张昌松说。

　　与此同时，俞邦村还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紧紧围绕小吃、文旅等特色产业，做足“小吃+文旅”这篇大文章。

　　在村里的木窠卡丁车露营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这个项目占地20多亩，总投资100万元，预计于春节期间对外开放，将填补俞邦村露营旅游业态的空白。”张昌松介绍说。

　　此外，俞邦村先后投资约4000万元，打造了沙县小吃民俗风情馆、儿童乐园等40多个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推出“沙县小吃原材料种植—小吃制作—小吃品尝”互动体验项目，进一步增加游客体验元素，吸引更多游客，擦亮“沙县小吃”品牌。

　　走进沙县小吃民俗风情馆，可以看到“溯源传承话美食”“沙村人家食为天”“小吃文化系风情”等篇章，充分展示了沙县小吃的前世今生。“看着这些精美的画面，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那浓浓的烟火气。”来自厦门的游客张希笑着说。

　　在俞邦村提升改造建设过程中，沙县区小吃文化旅游发展集团作为推动小吃产业发展、壮大文旅产业规模的运作实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两年来，集团分步实施建设了俞味·小吃文旅餐厅、俞生有梦·精品民宿等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产业链，不断打响‘沙县小吃’文化和旅游品牌。”沙县区小吃文化旅游发展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童友健说。

　　手锤扁肉馅、油炸春卷……采访当天中午时分，村里的“寻根追味”小吃街生意火爆。这里的小吃店高高挂起彩旗、招牌，家家户户备着各类特色美食。70多岁的村民俞和传正在自己的小吃店忙碌着，只见他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将包好的扁肉下锅，将拌面用笊篱捞出，撒上葱花，淋上酱汁，动作一气呵成。

　　“我们村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家的小吃店一天营业额高时可达4000多元。去年忙不过来时，就让女儿和女婿过来帮忙。今年直接让小儿子留在家帮忙。”俞和传笑着说，“现在我们家一年纯收入就有十来万元，在家门口赚上了‘旅游钱’，我们很感恩、很满足。”

　　据统计，2022年，俞邦村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人均收入2.8万元，村集体收入38万元。

　　“我们以‘明星村’俞邦村为联建主村，联合长阜、松林、儒元、东街、西街等5个村党支部，成立俞邦片区党委，整合资源，串点成线，握指成拳。片区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注册成立‘福建省夏茂俞邦片区农贸发展有限公司’，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夏茂镇党委书记张卫华说。

　　“2022年以来，公司围绕发展小吃、文旅、茶叶、林业等‘四大主导产业’，创立了‘寻味俞邦’‘俞生有礼’等伴手礼品牌。据统计，2022年，公司实现销售额近百万元。”夏茂俞邦片区农贸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饶启圣介绍。

　　砥砺奋进新征程。站在新的起点上，张昌松信心满怀。（李金枝）